汪曾祺是以散文写作著称于世的当代作家，1939年考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文学系，师从沈从文、闻一多等。他的作品没有大悲大喜的大起大落，更多是琐碎日常的闲言碎语，兴之所至笔之所指，那些逸闻趣事、美食美景和花草树木充盈的人间岁月，在汪曾祺的笔下颇具趣味。因其雅静闲适、云淡风轻的写作风格，汪曾祺的散文集是小红书用户的必读书单，也是初高中学生必读课外书籍。汪曾祺的写作风格的形成与其较为殷实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，无钱财所累者更能云淡风轻。也与他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直接关联，西南联大开放包容的学风，让在这里求学的人有着更多自由轻松的因子。在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《七载云烟》中，汪曾祺说他自上海“经香港，到越南海防，然后坐滇越铁路火车，由老街入境，至昆明……在上海就听到滇越路有瘴气，易得恶性疟疾，沿路的水不能喝，于是带了好多瓶矿泉水。当时的矿泉水是从法国进口的，很贵。”1939年带着进口矿泉水坐火车的人应该不会很多，可见汪曾祺家底子确实不错。相比那些从外省挑着行李走到昆明，还有从西康骑着驴子过去的同学，生活条件确实要优越很多。汪曾祺说自己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不爱上课，联大教授讲课也很随便，从来无人干涉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想怎么讲就怎么讲。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：不怕新，不怕怪，而不尚平庸，不喜欢人云亦云，只抄书，无创见。那位挑着行李走到昆明的同学姓刘，是汪曾祺的下铺。“我在二十五号宿舍住的时候，睡靠门的上铺，和下铺的一位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。他是历史系的，姓刘，河南人。我和历史系同学怎么会没有见过面呢？他是个很用功的老实学生，每天黎明即起，到树林里去读书。我是个夜猫子，天亮才回床睡觉。”可见汪老当年上学确实很自由，爱自由的人当不为声明所累。同时教授上课也很自由，汪曾祺的《草木人间》散文集中多有回忆：刘文典教《昭明文选》，一个学期才讲了半篇木玄虚的《海赋》。讲了一年庄子，我只记住开头一句：“《庄子》嘿，我是不懂的喽，也没有人懂。”因为刘文典讲课是东拉西扯，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。唐兰先生教词选，基本上不讲。打起无锡腔调，把词“吟”一遍：“‘双鬓隔香红啊——玉钗头上风……’好！真好！”这首词就算讲过了。闻一多上课是抽烟的，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。他讲楚辞，一开头总是“痛饮酒，熟读《离骚》，便可称名士”。他讲《古代神话与传说》非常“叫座”，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，从拓东路赶来听。那真是“满坑满谷”，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。但“闻先生的课都不考试，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。”朱自清先生教宋诗，因为要交读书笔记，还要月考、期考。“我老是缺课，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。”西南联大的学生虽然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求学，但却培养了诸多杰出人才，一方面入学的学生当是那个年代青年学子精英中的精英，另一方面西南联大是集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大最为著名之高校而成，办学理念、学术思想、治学水平均为中国之最高，不亚于任何世界名校。汪曾祺是这样总结的：使昆明学生接受了民主思想，呼吸到独立思考、学术自由的空气，使他们为学为人都比较开放，比较新鲜活泼。更有一文，讲述有专门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认为，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，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教授在美国讲学时有人问他：西南联大八年，设备条件那样差，教授、学生生活那样苦，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？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：“自由。”（以上资料来源于汪曾祺《人间草木》第四辑“联大师友”系列文章）—— （全文完） 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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